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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李傳印
　　 郭山澤/漫畫
　　以今天的認識看，雖然把權力置於陽光下是預防腐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，但在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不可能做到這一點，但疏通言論渠道，下情得以上達，中央對地方、上級對下級有較好的輿情監督和把握，這對於預防腐敗無疑會起到一定的作用。秦漢時期的“自言”制度客觀上起到了監督輿情、揭露和預防腐敗的作用。
　　“自言”在文獻和簡牘中或作“言”、“自證”、“自詣”、“自陳”、“自訟”、“自告”等，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出現。春秋戰國時期吏民“自言”，多指向他人進行自我推薦，以求獲賞識或任用。秦漢時期“自言”範圍進一步擴大，已發展成為吏民表達自己思想、意願甚至揭露不良現象的方式，並較多地出現在國家行政文書和司法文書中，得到國家法律的認可。
　　因資料所限，秦代“自言”制度難得其詳，漢代的“自言”制度較多見諸文獻簡冊。雖然漢代“自言”制度的初衷並不是專門為了防治腐敗，但這種“自言”制度在運用過程中，對防治腐敗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　　首先，“自言”制度在民和官、社會和政府之間搭建了聯繫的渠道，民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上達(卜憲群、劉楊《秦漢日常秩序中的社會與行政關係初探》，《文史哲》2013年第4期)。《史記·田叔列傳》載:“魯相初到，民自言相，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。”正是這條聯繫、溝通渠道，為吏民檢舉官吏腐敗和不法行為提供了條件。
　　其次，揭露官吏的腐敗是“自言”的主要內容之一。秦漢時期的“自言”是吏民對自己的情況、思想和訴求的一種表達，但也有社會各階層通過“自言”方式向相關官吏和政府揭露官吏腐敗行為。如《漢書·張敞傳》載:捕吏絮舜因不聽張敞使喚，張敞便尋機處死了絮舜。其後，絮舜的家人認為張敞暴殺無辜，故在行冤獄使到來時，陳屍於路，自言喊冤。《漢書·鮑宣傳》載:鮑宣因為沒有禮讓而得罪丞相孔光被捕下獄，引起人們的不滿，“諸生會者千餘人……遮丞相孔光自言，丞相車不得行，又守闕上書”。諸如張敞、孔光等人挾私怨以行不法的行為就是通過“自言”的方式被揭露出來，昭之天下。
　　其三，“自言”制度使吏民的利益訴求得以表達，防止官吏隨意侵害吏民的合法利益。《漢書·魏相傳》載:魏相遭人誣陷下獄，在中央服役的河南籍戍卒攔住大將軍霍光，自願多服一年役以贖魏相之罪。這些河南籍戍卒的“自言”，使魏相的冤情得以申雪。
　　秦漢時期上至貴族官僚，下至普通黎民百姓，都可以通過“自言”的方式把自己想說的話向有關官吏和政府訴說，這樣就打通了民情上達的途徑，溝通了政府和社會的聯繫。吏民“自言”客觀上也把官吏是否廉潔、執法是否公允的情況呈現在政府和社會的監督之下。
　　漢代司法制度中有直訴制度，即某些案情重大和有冤情者，允許超出一般訴訟管轄和訴訟程序範圍，直接向上級，甚至向皇帝申訴。
　　學界一般都認為直訴制度源於周朝的路鼓和肺石制度。據《周禮·夏官·大僕》記載，路鼓一般設四面大鼓，置於宮門之外，吏民有冤情都可擊打。聽到有人擊鼓，御僕立即出來薦引接待。除路鼓之外，周代還設有肺石。所謂肺石，即赤色的石頭。《周禮·秋官》說“以肺石達窮民”，不論地方遠近，凡是有冤即可上訴於王和六卿，而其長官不向上報告的，蒙冤者可以在肺石上面站立三天，然後由士聽取其辭，以報告王和六卿，同時對不上達冤情的長官加以治罪(《周禮·大司寇》)。
　　漢代直訴制度規定吏民均可超出一般訴訟管轄和訴訟程序範圍，直接向上級，甚至向皇帝申訴，這從司法層面打通了下情上達的途徑，許多貪污腐敗案件就是依靠民眾直訴上書而被揭露出來的。《漢書·公孫賀傳》記載:丞相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因為貪污軍費一千九百萬錢而下獄，後來京師大俠朱安世在獄中上書，揭露了公孫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一事，導致公孫賀和公孫敬聲父子雙雙死於獄中。
　　漢代還有“言變事”制度。漢代的“言變事”制度雖然是為了應對非常之事，包括謀反、動亂以及重大事變，但在“上言變事”過程中，一些地方官吏的腐敗不法行為也通過該途徑反映出來，密切了吏民與官府的關係。
　　漢代的《變事律》久佚，詳細內容已不可考，但《漢書》中關於“言變事”的記述較多，如《漢書·戾太子傳》中壺關三老為太子所作辯護就是一篇完整的“言變事書”。值得註意的是，居延漢簡和流沙墜簡中除有一些漢代“言變事”的記述外，還有關於阻撓“言變事”的處罰。漢代法律把這種阻撓別人上報緊急情況的行為定為“留難變事”罪。“留難變事”就是有關公職人員故意阻止滯留“上言變事”報告的上傳。這類犯罪行為，因其性質嚴重，所受到的刑事處罰也十分嚴厲，“留難變事”時間達到半月的，甚至要處以死刑。
　　(供稿:中國社會科學院“中國曆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”課題組，課題主持人:卜憲群) 　　（原標題：自言：秦漢時期的“言論自由”）